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

但危机可能是欧盟一体化的催化剂，赋予欧盟当局和欧洲央行更多的权力。而亚洲国家的GDP虽然只占全球的20%，但是其储蓄却占全球的35%，有足够的资源来实现亚洲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进入专题： 新兴经济体 欧洲债务危机 。社会要保证公平公正，就是大家要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进入市场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俄罗斯科学院市场经济所教授埃利瑟夫表示，由于现有基础设施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跨境运输需求，未来俄罗斯需要建成新的铁路，优化原来的公路，建成更多的高速公路。亚洲增长的策略就是亚洲国家应当集中于内部的相互贸易，中长期的策略是为了加强贸易，亚洲国家的产品结构应该调整，更多面向于亚洲国家内部的进出口。但据其分析，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最近几年发生很大变化，机械产品、轻工业产品、食品、农业占比下降很大，石油和金属占比不断增加。

他说，要考虑到人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意识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司高级官员马蒂内茨表示，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出现了债务危机，贫困人口比重从40%多增加到52%左右，持续了20余年。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

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的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是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

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

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不过，从近期来看，只要政策得当，中国不致于发生由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危机。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旦一种生育方式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整。

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同样，中国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的进出口，不过，增加的速度也同样是逐步的和缓慢的。

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经济体都是通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这个事实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感觉到力不从心。

从中长期看，中国不可避免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

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西部投资规模可以有多大，取决于西部经济活动的规模。

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

例如，中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国有企业的大扩展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尽管欧美市场的萎缩，但因为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中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美市场。

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部门。因此，中国经济需要在结构层面进行调整。

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是逐步的和缓慢的。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

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

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